我一生的挑战读后感
虽然去过新加坡几次，也曾参观过总理府，但对国父李光耀先生了解不多。今年三月李先生生去世时，女儿从微信上发来很多狮城悼念活动的照片。万里长街送总理，人们纷纷走上街头送他最后一程，嘴里喊着“李先生，走好!李先生，我们爱你!”很多人为了能够看他最后一眼，不惜冒雨排起七八个小时的长队，街道旁边的商店纷纷为排队的人免费提供食物与水，秩序井然。中国人常常说“盖棺定论”，那时、那刻、那景充分地证明了李先生在国人心中的分量和新加坡人的文明程度。很多世界政要也对李光耀总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国总统在悼文中说“李光耀是历史真正的巨人”;国家主席说“李光耀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潘基文说“李光耀是亚洲的传奇人物”;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说“李光耀在50年前凭着远见和决心，带领一个处于弱势的新兴国家，从独立走向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阅读李光耀先生的《我一生的挑战》的时候，没有想到本书描写的主要是新加坡语文教育改革史，难怪李先生在扉页上，赫然写着“献给所有的语文教师”呢。读后感悟很深，但头绪很杂，仿佛有很话要说又无从下笔的感觉。还是先从李先生的学习语文经历开始谈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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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先生的母亲是位智慧而个性坚强的女人，希望李光耀能够有一技之长，而学历不高的父亲的经历也触动了他。于是当13岁的李光耀进入新加坡英文学校莱佛士书院学习，立志长大后做一名律师。那时，律师专业需要非常强的英语基础，很多律师都是英国人。李先生努力学习英语和其他课程，成绩高居马来亚榜首。若干年后，他如愿以偿成了律师。很庆幸自己接受了英文教育，不仅能出国了解世界，而且能够从宏观视觉看待事物，对其他人与事多了一份宽容理解。
在岛国被日本人占领的时候，为了谋生，他学了日语。当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充当日译英的通译员。战争结束后他在英国读大学期间，常常参加当地的中国协会，因不懂华文，常受到冷落而吃亏，加之在做律师期间，他意识到语言和政治息息相关，产生了在律师生涯中打开一扇通往政治生涯大门的念头。1955年组织人民行动党并参加精选，然而，因为不懂华文，没法代表华族选民而接受对手的挑战，这更促使他思考语言的使用价值并加激发了他学习华文的决心。后来的日子里，他每天抽两小时时间学习话语，包括发音、语调、俚语、成语、格言等，终于能够在以后的大选中用话语发表即席演讲了。即使做了总理之后，无论多忙，他仍旧保持着每天学习华文的习惯，坚持在家里用华文和孩子们交流。
李先生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敏锐地发现语言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影响。早在1959年新加坡未独立之前，他在代表各党派九人委员会起草的报告书中，就提出了以英语为主导共同语言进行双语教育的建议。1965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政府抛弃而被迫独立。作为国父，李先生深知语言政策可以成为政治经济成功的动力，单靠母语，无论是华语、马来语或者但米尔语是没有办法谋生的。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只有学好英语，人民才会有好日子过。尽管英语是至关重要的经济生存的工具，而母语在当时的功能主要是用来民族特性和传统的价值观。但是，在语言问题上他不得不谨小慎微，否则，所付出的政治代价是他所承担不起的。当时有人极力主张将华文作为第一语文。他却清楚尽管新加坡80%以上的都是华人，但独尊华文会给新加坡人带来麻烦，作为总理，他不能任由任何语言，种族或宗教议题来主宰政治。衡量过后，他在当年10月份发表声明说新加坡的四种语文(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和英文)都是具有同等地位的官方语言，并没有立即推行将英文作为第一语文、母语作为第二语文的教育政策。
他耐心等待着时机，终于在1979年，新加坡开始实施英语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他认为全体学习英文能够实现公平竞争，华文文化教育能够为国家带来稳定和繁荣，在他看来英文是用来做事的语言而华文是用来做人的语言。甚至在目前，英语的地位是无人撼动的，Better English, better future(好英语，好未来)仍旧是现实。就像美国一教授在TED演讲中所说的“数学是科学的语言，音乐是情感的语言，英语是解决问题的语言(Maths is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music is the language of emotion and English is the language of problem settling.)。
回望历史，不能不承认李先生的远见卓识和立本务实。难怪英国前首相撒彻尔夫人曾经说“我观察这个人几十年，他的预言从来就没有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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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与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总能审时度势对教育进行检讨改善。李光耀先生在国家稳定后开始亲自关注教育问题，1975年，他亲自在教育部当了4个月的教育部长，结果发现推行了多年的语文教育是失败的。在本书中，他用大量的事实数据承认新加坡对语文教育的投入耗损巨大，但收效却令人沮丧。他历经四年，终于将学校问题理出头绪，于1979年发表了《吴庆瑞报告书》。报告书对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作出详细检讨并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建议，自此，新加坡教育有了突破性进展。之后每隔几年他们便召开教育检讨会，不断反思并采取改善措施以保证教育的良性发展。
李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坦白说政府早年双语政策的实施方式是对人类语言能力的误解，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我们规定学生听写、默写的教育方式是不理性的，而且也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心理，没有使用以英语教华文的灵活教学方式，导致许多学生完全排斥华文，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说，我要趁有生之年把错误的华文教学政策纠正过来。我决意让讲英语的儿童对华文学习产生好感，进而乐意去学习华文。”
我们的国情当然与新加坡不同，但是从上到下，我们缺乏一种反思精神和改正的勇气。有人评价美国人知错就改，而中国人常死不悔改。常听到家长这样教训孩子：“我错了就是错了，我是你爸爸，你必须听我的。”单位领导何尝又不是这样呢?若干年前，那时还有小语种报送考试，学校通过自主报名，然后根据学生的成绩来考虑参赛资格的筛选。有的大学需要考数学，有的大学不需要数学，然而学校没有考虑到这点二将几科成绩都算之内。为了充分发挥孩子们的特长和提高孩子们的录取比例，在筛选学生之前我问学校某领导能否修改筛选条例，这位领导的答复是“错了就错了，印发的东西不能再改。”，其说话口气仿佛是我在找麻烦一样。再如省英语高考，在没有任何调研的前提下，有关部门突然宣布取消英语听力，虽然立即遭到群众反对和诟骂，但依旧没能即刻恢复。家长的极权，孩子就懒得和家长诉说商量任何事情;领导的极权，百姓就懒得再提任何建议。一意孤行的父母会失去孩子的'真心交流;一意孤行的领导势必会失去民心支持，况且，兼听则明，一个人的决策很难做到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