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为什么要依法治国
这是有着三千年封建专制历史、人治传统的中国千年以来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执政历史上的一次转折。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国家主席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千百年来，中国在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时刻像今天这样把“法治”放在国家建设，政党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
历史上的中国，“法治”理念更是缺失，即便是有，那也是辅助人治的治国工具和策略，法治庶民而不治君，君在法上，民在法下。
遍观中国古代史，即便是有张释之：“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汉书.张释之传》)的法家思想，却终是“礼治”高于“法治”和“人治”胜于“法治”的。
在人治时代，先秦法家所提出的法律主张，总以向国君献策作为思想出发点。
所以法家的法律是思维带有浓厚富国强兵和尊君卑臣的工具观的。
因此从中国古代起法律难以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历史局限就在于此。
为什么中国的“依法治国”会存在历史局限?
历史局限必然是历史上所形成的羁绊所造成的，这个羁绊是什么呢?其一是以“宗**理”为治国之实，以法治为治国之具，“礼治”高于“法治”;在讲求礼治道德和伦理纲常的中国，法律基本上是一种客观且形式化的规范。
对于人仅是构成内在的约束，且只对于庶民百姓而言，“刑不上大夫”由是如此。
因此法律在传统中国的人治社会只能从属于“仁孝”从属于“礼治”，处在人治之下，是一种“治之具”而非治之实。
因此人们漠视法律，依赖于人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其二是人治的历史太长太久，人们更依赖于“人治”而非“法治”;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帝王专治的历史，在政治上以国君的权威取代诸侯的权威，实行中央专治，使得权力一步一步的走向高度集中。
而君主也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且不受任何法律的束缚，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
而统治阶级所具有的不受限制的权力直接产生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三纲五常”、“宗**理”以及政治观上所追求的“圣贤”“完人”和崇尚权威的思想，沁润于整个历史时期。
处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人治时代之中，司法正义的缺失和制度的不完善也是一种必然。
当遇上社会不公的`现象人们求告无门时，只能祈愿有权威的智者来帮助他们伸张正义。
其关键点在于有足够的威信和权威者的出现而不是法律和制度的可靠。
而这也直接催生了国人至今心中仍然存在的“青天情结”和“青天崇拜”。
这正是对人治的依赖高于法治的集中体现，更是“依法治国”的历史局限。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不是简单的将法律作为治国的工具，而是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纳入法治思想的轨道之下，让全民都生活在法治环境之中，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缺失法治思想，对我们的国家带来过太多的伤痛，对我党的执政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十年”由于抛弃了法治思想，从行动上罔顾了宪法的权威，“砸烂公检法”这一破坏法律的粗暴行径，更是为中国的法治历史打上了一个耻辱的烙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依法治国呢?一是要彻底清除历史上的“人治”传统，根本上改变“孝在法外”这一漠视法治精神的非良性遗传基因。
传统中国社会人们更加注重“礼治”之下的伦理道德。
人们在做出某种行为之前，首先考虑的不是违不违法，而是是否合乎道德。
等到做出的行为出现了问题，也不会去诉诸于法律的裁决。
往往由家族的族长、宗长和有德行的名宿来施以协调。
而造成传统中国社会国人漠视法律，不相信法律的根源，便在于“孝在法外”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
在《孟子.尽心》篇中“舜窃负而逃”的故事更好的解释了人伦高于法律“孝在法外”的现实。
《孟子.尽心》篇弟子桃应与孟子有这样一番对话：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
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到，舜的父亲杀了人，法官皋陶要把他捉起来，舜作为帝王不能去干预司法，这是他的职务要求，但是当职务与孝道不能两全的时候，舜宁愿抛弃天下，背着父亲远走高飞，逍遥法外。
而这种做法便是“百善孝为先”和“人之行莫大于孝”的传统中国所标榜的“孝道”。
同时表明在守法与尽孝两难的时候，国人最终会选择尽孝而不是守法。
就连孔子所提出的“父子相隐”也是一个成全孝道漠视法律的道理所在。
《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在叶公看来父亲偷羊，儿子愿意作证，证明羊是他父亲偷的，认为这个儿子知道什么是正义。
但是孔子却不同意，认为只有父子双方互相隐瞒对方的过错，才是天理人情所在。
天理人情，伦理纲常才是正义，甚至超乎于法制之外。
所以国人对法治的漠视根源于“孝在法外”法在伦理之后的一种人治传统观念的影响。
由于漠视法律的传统存在，致使人们更加看重人情天理，而对人治的依赖，对权威的崇拜也成为必然。
这种对权威的崇拜赋予所谓的“圣贤”以极大的权力，成为正义的化身。
而这种权力随着专治力度的加强也逐步走向极致。
使得统治者极其僚属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一旦权力不受制约甚至缺少制约，必然会形成绝对化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贪腐。
二是缺乏法治思想和法律监督，执政的权力不受约束，就必然产生贪腐行为，给我党执政造成致命性的后果。
权力在社会中是一种必然的客观存在，它本身并不意味着贪腐。
但权力一旦失去规范与制约，就必然导致贪腐。
而绝对的权力又必然产生绝对的贪腐。
其根本原因是权力的不受制约，直接诱因是由此获得的广泛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或行政官员所拥有的作为或不作为及如何作为的选择自由,表现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程序,行为与否,怎样行为的各方面的选择自由。
而在我国传统上就是一个偏重运用自由裁量权的民族。
这与悠久的人治历史分不开，也与传统上追求圣贤和人的完善性而引发的伦理之道脱不了干系。
一个社会凡事讲人情、靠关系，必然与裁量权空间过大有关。
我国古代的官僚体制就是如此。
官民之间是从属和依附的关系。
官员为一方百姓的“父母官”，而君王就是普天之下的“君父”。
三纲五常决定了官员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广泛自由的裁量权是产生绝对权力和权力滥用的基础。
又是不良思想左右公正执法，影响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造成行政违法和行政道德缺失的原因所在。
这种自由裁量权如果为贤明的执法人员所用他们就是人民心中的“青天大老爷”。
如果被奸诈之徒所用他们就是贪占枉法的“硕鼠”和国之蛀虫。
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区别，除了人心和个人素质修养以外，直接原因就是权力的绝对化和不受制约。
绝对化的权力是权力拥有者凭借手中的权力而为所欲为。
甚至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
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就以“清官之病”来说明了权力的滥用和不受制约的现象，权力成为了官员手中为所欲为的工具。
《老残游记.第十六回》载：“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
文中还写到官员刚弼审案“凡事成竹在胸，不就事论事、细意推求”虽然为官清廉但是却以被告涉案后向官员贪腐为由，以此当作被告有罪的证据，以严刑屈打成招，从而取得被告犯罪的口供。
这种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就是权力绝对化所引起的权力滥用。
这种由绝对权力产生的自由裁量权，用于自以为是的清官就是草菅人命的帮凶，用于贪官之手便是贪腐的利器。
正因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
“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
三是要改变党在法治建设上的错误认识，不能“党在法外”，而要把执政党本身至于法律之下，使 “党在法内”成为法治常情;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党和执政党，理所应当是要主导国家的法治建设的，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
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了我党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但是绝不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法律建设，就可以不遵守法律，就可以“党在法外”!如果有这样的认识，那是绝对错误的。
必须予以坚决纠正。
《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这一点不论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还是中共党员都不能违背的。
同时我党也必须做好遵法守法的模范带头作用，这是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的必然现实要求。
“依法治国”任重道远，绝不是喊喊口号，挂挂标语就能够实现得了的，更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厢情愿就能推向前进的，必须要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进来，形成建设法治社会的良好社会氛围，全国各族人民，上下一心，形成合力，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一伟大目标。
正如全会所提出的那样：“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
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法治社会的建设，依法治国的整体推进既要有社会舆论氛围，更要采取实际行动重在落实。
既要喊嗓子做宣传，更要甩开膀子干实事。
既要有打破旧藩篱的勇气，更要有再造土宇的魄力，其关键和核心，就是必须且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一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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