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家书读后感
谢觉哉的家书内容
致子女：
一、看过去，看别人。
从搬家谈起，我不反对搬家。如果必要，房子要修理或让给别人住。我们可以搬到比这还好或比这不好的地方去。有一个观点必须改正：这个房子是很好的，不要因有点点子毛病，就叫嚷起来。应该知道：不论吃的、住的、穿的好坏都是比较出来的。我们要看过去，看别人。
我们的吃，尚不大好，但已比过去好。我的老家是地主，吃得饱但并不那么吃得好。至于你妈妈的老家，靠替人家推磨，靠做小生意，靠捡人家红薯，土里遗下的小红薯，有一顿，没一顿。
总之，看过去，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我们预想不到的了。
说到看别人，你们应知道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房子住。北京的生活，你们是看到了的：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屋里，农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居民也只分到四两油。鸡蛋、肉是很难买到。
我在某招待所的房子里写的诗，有：“愿速化为千广厦，九州男妇尽欢颜。”因为住在那样好的房子里，不能不想起许多人民住的破烂，甚至还没有房子。“广厦”“欢颜”字眼，是杜诗上的，杜甫诗：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思念的“天下寒士”，我们思念的是“九州男妇”，有范围的不同而已。
还有这样的两句唐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有点像我的现在：老了，身体不健康，应该退休还乡了(上句)。现在人们还有不能安生的，我们每月却领高的工资。这都是人们身上来的，因而不能不有点惭愧。
谢觉哉写给发妻的手迹
二、要自己动手。
从买车票谈起，瑗儿的车票买重了，要退。原因是自己没亲自去买，为什么不去呢?是我有警卫员害了你们，害得你们车站的门向东向西，买票的排队情况，都不知道。
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动手。扫地，洗衣服、煮饭、炒菜、院子里挖土种菜、都要做，做惯了，就闲不住，身体也会强壮。
你外婆是劳动人民，七十岁了，一早起床就找些事做，身体也很好。
我老了，在这方面不能亲自做你们榜样，但能做的我还是做。
三、对人宽，对己刻。
把难做的事给自己，易做的事给人家。要照顾别人困难，宁肯自己省些。讲个故事：长征时有个时期，我和徐老不在一队，那个时候吃的困难。徐老遇着我，把他带的吃的东西，全部给了我(一共也不过二三斤)。要他留一点，他不肯，理由是他那个单位弄吃的还容易点(其实也并不容易)。徐老满六十时，我送他的诗：“是谁都束腹，赠我竟倾囊。”是指此事。很值得你们学习。
四、爱惜东西。
写毛笔要爱护毛笔。写完把笔洗洗，插入笔帽。要爱护书籍，看完要放回原处。要爱惜自己的衣服、鞋子、被褥、用品等，要知道 “来之不易”。这些我以前说过，现在不多说了。今日讲的就是这些。
父
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
谢觉哉
读《谢觉哉家书》有感
《谢觉哉家书》收录法学家兼教育家、“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致亲友书信115封，时间跨度为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由其子导演谢飞收集整理而成。
书信分三辑。其一是谢觉哉写给湖南宁乡老家的元配夫人和子女，及其他亲属的。谢自1920年赴长沙办报起，便与家乡亲人聚少离多，尤其1927年离开湖南随共产党南征北战之后，更有整整十年与家中音书断绝，后继续与亲人书信往来，直至上世纪60年代。其二是50年代之后写给夫人王定国及子女的，这批书信多是在指导子女的学习和人生。其三在家书之外亦收入50年代之后致家乡干部及友人书信18封，以书信的形式深入了解家乡民情。
谢觉哉曾在书信里写道：“写文章、写诗、写信，主要是给看的人一个难忘的印象。”他自己的书信就有这样的特点：简练而有味，平正而恳切。1937年春天，在音书不通十年之后，谢第一次发家信，写给家乡妻子一首五言长诗，其中有句：“家乡时入梦，风景依稀中。园韭绿如褥，庭松苍似龙。稚子已逾冠，雏孙正应门。别离何足惜，贵不负初衷。国破家宁在，貌衰心尚童。偶因朔风便，一纸当告存。”千言万语化作朴素诗句，隔着漫漫光阴婉转道来，相信看的人一定感慨万千吧。还有谢在延安遥寄给堂兄之妻的祭文，千余字里包含着对往日的思念、对人生的感慨以及对亲人深深的赞美与祝福，堪称书信典范。
一篇篇书信，透过一个家族乃至几代人的生活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使历史变得具体可感。譬如可以瞥见清末民初民间的婚丧等风俗。还有谢老在1950年至1951年给老家的书信里表达了他对《土地改革法》的看法和处理态度。再例如1960年前后的“大跃进”时期，从谢觉哉给宁乡干部的书信当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亲历和苦心纠正当地“浮夸风”的。
而谢觉哉给北京子女的信则最具温情和趣味。他与这些孩子年龄相差很大，可谓“忘年父子”，却不忘以通信的方式切切关问他们的所思所学和生活习惯，直至卧病不能动笔。他尤其注重子女的写作表达能力，认为语言是进行一切思考和工作的基础，对他们说：“必须把语文学好，要顶好，至少是相当好，绝不允许不好。”并且好几封信里都在指导他们写作规范。这在今天来看也具有警醒意义。
谢觉哉家书读后感
一封封家书里跃然纸上的，是一颗朴素而热诚的心。
(一)家书不是写给一个家的
由老前辈谢觉哉的书信选编而成的《谢觉哉家书》近日出版(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7月北京第一版，以下简称“家书”)。穿越3个世纪的人物、事件、墨迹和思考凝结在一部书信集中，其深邃与厚重自不待言，出乎一般读者意料的，此书的编者不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却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谢老的儿子谢飞。曾引起热议的《湘女潇潇》《香魂女》《我们的田野》，均为谢导的大作。但是，“家书”令我瞩目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谢老的家书是写给不同的两个家的。
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由于参加革命而造成个人家庭变故的，不乏其人。在这些变故中，又以在家乡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投身革命后另寻革命伴侣者居多。“新中国司法制度奠基人”谢觉哉即属此例。
谢觉哉，湖南宁乡人，生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是清朝的末代秀才。同当时大多数富家子弟一样，谢觉哉15岁即娶妻。就在科举、乡绅之路上迈进时，他在家乡的“洋学堂”里结识了早于他投身革命的同乡何叔衡。偶然的际遇打断了祖辈规划的前程而展开了全新的人生。41岁时，谢觉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场景为大多数国人所熟知：背井离乡，音信断绝，秘密宣传革命道理，日以继夜地编报纸，东躲西藏，被反动派追捕而又侥幸逃脱。人到中年的谢觉哉，闯过了重重关口，然而他只能遥望“苦守寒窑”的结发妻子和四男三女共7个孩子，默默地为亲人祷祝。所幸，原配夫人有从谢家祖业继承的30亩田产用以维持家计。1934年谢老跟随红军踏上长征之旅时已是知天命之年，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老人几乎病死。胜利到达延安堪称奇迹，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并列为“五老”，当不只是他们年龄的原因，而是包含了同道青年们深沉的敬爱。1937年，经组织安排，53岁的谢老与比他小29岁的红军战士王定国组成新的家庭，互相搀扶着走过了余下的漫漫长路。苍天好像在有意平衡这前后两个家庭，谢老和王老共生下五男二女，也是7个孩子。
新出版的“家书”即是谢老几十年间写给两位夫人和前后十几个儿女的“万金”之书!
(二)对原配夫人何敦秀
谢觉哉与原配夫人何敦秀结婚，是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谢觉哉年仅15岁时家里给他娶进门的。何夫人年长谢觉哉5岁。这是中国农村典型的传统婚姻。何敦秀的父亲中过举人，做过清朝的官员，家教敦厚。少年谢觉哉因与何敦秀堂弟同窗，曾应邀去何家玩耍，被何父看中，两家人就这么结下了姻缘。妻子长于丈夫，可能为今人错愕，却正好符合当时当地的习俗，少不更事的当事人当然提不出什么异议。5年后，他们的长子廉伯出世。1920年谢觉哉应何叔衡之邀赴长沙办报，与宁乡老家的妻儿只能靠书信联系。像许多在外“做事”的男子一样，谢觉哉虽然开始了革命生涯，但写回去的家信不过是敦促全家节俭度日、子侄勤奋读书之类的老生常谈，自己经历的磨难和生死险境无法向家人吐露。但从谢觉哉悉心指点夫人写信等情节来看，他无疑是一位重情义、知体贴的好“夫君”(谢老家书用语)。
可悲可叹的是，就连这种款款细语也难经常互通，谢老很快就加入了党组织，自长沙而洪湖，而上海，而江西苏区，颠沛流离，出生入死，将居家用度统统交付给了那30亩水田。从1921年致何夫人的书信之后，除一封给岳父的祝寿信之外，再次有家书寄回宁乡，已是1937年的春日了。令人略感惊讶的是，这位清末秀才居然给只是粗通文字的夫人写了一首五言长诗!诗中感慨岁月延宕，世事变迁，彼此早已青春不再，同时表达了作为一个丈夫未能履行责任的愧疚。他写道：
累汝苦思念，暮暮复晨晨。
累汝御强暴，一夕或数惊。
累汝家计重，荆棘苦支撑。
对夫人的感激、对自己的责备，溢于言表。细读此诗，人们也能体会到，谢老似乎对危险而又艰辛的抗战已有充分的预想(在后来从延安寄给何夫人的另一信里，有“日本强盗飞机猛炸之下写成”之说明)，他深感新的'战斗生活已经无法接纳昔日的荆妻了。所以诗中有了这样的句子：
蹉跎三十载，汝妪我已翁。
谓有敝庐在，偃息相与终。
岂知遭世变，地坼复天倾。
我行山川异，南北又西东。
这里，我们读出了一种暗示：咱们都老了，本以为可以与你厮守在旧家里相伴一生，孰料突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丕变，我的事业让我走南闯北，不再有机会回到咱们的家了。
一位善良的农家妇，为了丈夫的革命，付出了大半生的幸福，付出了自身和孩子的安全，最后还要付出自己的丈夫。没有人算过她的失去和她的贡献，而我们后人又怎能对她漠然处之呢!
仅仅几个月后，谢老又给何夫人寄回家书，深情回忆他们41年前的新婚，并用“如果是平凡女子的话，不免会悔不该嫁个读书郎，更悔不该嫁个革命者”来称赞何夫人的不平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糟糠之妻的眷恋而又无奈，他用这种方式表示了对过去那个家庭的总结和告别。
果然，一个月之后，谢觉哉、王定国的婚礼在兰州举行。
(三)对革命夫人王定国
1913年2月4日，王定国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贫苦家庭。王定国的妹妹活活饿死;因为没钱安葬病逝的父亲，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四块木板和两升麻豌豆;王定国15岁被卖去邻村李家做童养媳。多亏舅舅和朋友凑了40多块银圆，终结了王定国和李家的婚姻关系。重获自由的王定国，配合当地的农民协会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1933年10月，红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
“家书”披露了王定国在其他书中的回忆，原来谢、王之恋带有戏剧色彩。长征到达延安后，九死一生的谢老担任着重要工作，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而老夫人绝无可能接到边区来。此时，唯一的办法是重新建立家庭。王定国出身贫苦，文盲。参加革命后原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战士，战败失散后在张掖找到组织，半年后来到兰州办事处工作。组织上经过研究，找24岁的王定国谈话，告诉她谢觉哉是老革命，需要人照顾，希望她与谢觉哉结为伉俪。她答应了。可是到了晚上该入洞房了，她不解地问：“让我照顾谢老我同意，怎么还一起睡觉?”别人告诉她结为伉俪就是结婚，她犹豫了，原来她在四方面军有个意中人，也是她的引路人，失散后一直没找到。后来查清那位老革命已经牺牲了，王定国才同意了与谢觉哉的婚事。但这却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次年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谢宏(乳名定定)，再次年又有了第一个儿子谢飘。 共同的理想和奋斗，弥合了年龄、文化背景的差异。婚后，王定国一直工作在谢老身边，偶然因事分离又总是书信往来。二人既是伴侣又是师生，王定国写给丈夫的每一封信，身为大学问家的谢老都要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地修改，改好后再拿给王定国看，让她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几十年下来，由当初的文盲练就了一手好字，晚年书画俱佳。
谢觉哉这样满腹锦绣的文人，对美景、对大事每每诗兴大发，而对自己心爱的革命伴侣更不可能只写些家长里短。令人震撼的是在老人1963年5月突患中风导致右半边身体瘫痪后，竟然坚毅地练习用左手写字，并赋诗献给爱妻。诗曰：
华龄过五十，爱身宜节劳。
事可分头管，心须择要操。
一步看几步，今朝想明朝。
多言言防失，少吃吃不消。
……
此诗写作时间是1963年9月，离开王定国的五十大寿已经半年有余，显然不是贺寿之作。我们知道，自1957年起，国是逐渐陷于困顿。目睹种种险象，他提醒老伴(同时也在自省)遇事“多看几步”，“言多必失”，恐不是空穴来风，值得后人“细推敲”(原诗的词语)。这是身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位的谢觉哉给亲人的忠告，这种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私房话”，是中国政治的特殊产物，是革命队伍之外的任何人都无从体味的!
(四)对两任妻子
读者不可能不问：谢觉哉的原配夫人眼见自己的丈夫另外成家就没有什么反应吗?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正是“家书”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正如前文所说，谢老在兰州再建家庭时，坦诚地告知了何敦秀，并一直写信给她，坚称“你永远是我的夫人”。兵荒马乱之下，团圆无望，这位从清光绪年走来的老妇人无条件地服从了“老礼”。但是在她看来，“老礼”也不能在“打下江山”之后仍然拒绝她进京团聚，连苦守寒窑十八载的王宝钏不也有熬到头的一天吗?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她开始多次要求进北京。显然，谢老不能应允这个要求。在谢老和整个革命队伍看来，战争阻隔、革命需要，这两个巨大因素已经使前一段婚姻归于终结了。所以，他在“老太太”提出进京要求后，先是不予回答，待对方由生气而冷静些了之后，再从多个方面慢慢开导。他写道(大意)：
第一，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在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
第二，经过了一年，家乡当已知道我是在做“工”，而不是在做“官”。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不能多拿一个钱，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
第三，你现在的眼睛，不要望着我，要望着孙子们，他们才是有前途的。我们的希望就是后代。
第四，我快七十了，我的先辈、家人都没活上六十的。你如记及我，当作我早已死了就是。
第五，我们不是再不能见面了。我并非下决心不回湖南。不过要有事才能回，因为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
第六，晚辈和亲戚都说到生活困难，我都不能给他们满意的答复。国家有政策，能做事的有事做，孩子读书有公费。应该看清楚些，体会着新世界的事物。
这是谢老写给何敦秀的最后一封信。
读着这样的文字，任何一个成熟的男人都会佩服作者的说理能力和仁爱之心。他不用官样文章唬人，不以“大官”的身份训人，不搬出“组织”来压人，不躲闪，不耍赖，而是把二人遇到的问题摆出来，既讲国家、世界的大道理，也讲村里族里家里的人之常情，句句讲到了老夫人的心里。
“家书”还披露，20世纪50年代后期，八十高龄的何敦秀随着自己的小儿子谢放也到了北京居住，但并未提出任何要求，更没有在新的家庭掀起轩然大波。据说谢老和王定国请这位有功于家的老人到自己家里来过，也多次去看望她。何敦秀对王定国说：“感谢你对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谢胡子这个称呼，全体同事包括毛泽东都是这么叫的)1967年，88岁的何老太太安详西去。1971年，谢老在京病逝，享年87岁。
3位老者，平和、理性地处理了战争年代留给他们的难题，比起人们熟知的某些党内高官来，他们给后人树立了宽怀大度的榜样。说到底，他们的做法于后辈有利，于事业有利，也于他们的健康有利。感谢上苍，历尽苦难的王定国以102岁高龄仍然活跃在书画社会活动的舞台上，这已是长征女战士中唯一的一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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