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读书笔记
随想录读书笔记【1】
对巴金先生的印象一直都是很浅淡的，浅淡得甚至有些不喜。
在那个轻浮气躁的年纪，读巴金先生的《家》，觉得很平常。
情节不说，先就不爱看那些夸张出格表情描写和歇斯底里对话，只觉得单在看一出戏，语言很粗糙，没有能细细咀嚼和品味的东西。
总之，没有唯美的浪漫故事，只有血淋淋的残酷现实;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只有清楚直白的文字。
不喜欢这样的文字风格，顺带便不喜欢这样的作者，所以那时的我，对巴金先生留心甚少，也知之甚少了。
浅淡的印象就一直停留在那，没有改变。
直到一天不经意看了句话，巴金先生说他想用他的余生来说真话，这样才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良心。
看到这句话时，我内心充满了感动，很简单很平直的语言，没有任何华丽的修饰，却能让你感受到一位七旬老人传达出来的肃穆与诚意。
当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苦难与磨砺之后，说出这样的话，怎能不叫人心生感叹，感动不已。
因此，我发现自己之前对巴金先生的理解是如此的浅薄：文字之美之动人，不在于它有多华丽;思想之深之博大，不在于它有多难懂。
我开始细细的品读巴金先生的作品，品读巴金先生的人生。
他的人格就像他的作品一样朴实而真诚，粗淡却又耐品味，像一杯香茗，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慢慢的读，细细的品，方能领略个中滋味。
让我们慢慢来聊，细细来品这位不愧称之为“先生”的巴金。
巴金，一九零四年十一月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四川成都人，无党派。
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
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1925年毕业。
1927年旅居法国。
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
1934年到日本。
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
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
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文革期间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逐渐得到平反，恢复写作权力，反思过往，再次执笔，开始写作。
从巴金先生的这一段简历，我们不难看出，巴金的人生可谓悲喜参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文人，他的苦难从文革开始。
这段非人的经历中，巴金说自己已经不知是人或是兽了。
作为一个思想有着高度自觉的知识分子，巴金在时代的压迫下，违背文人的尊严，放弃为人的良知，在那个断壁颓垣的疯狂时代，说了做了很多违心话和违心事。
有话说的是：国家不幸，诗人幸。
拜这段艰难岁月所赐，巴金老先生，在经历过十年文革的磨难后，坚强的活着，将磨难化为深思与忧虑，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随想录》。
《随想录》是巴金先生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怀着文人的自觉与良知，从1978年起，以非凡的毅力带病坚持创作并在1986年撰写完成的，历时整整八年。
这部散文巨著有四十二万字，共分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
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是《随想录》的灵魂。
《随想录》是来自于苦难经历的沉淀。
十年文革的浩劫给包括巴金在内的众多知识分子及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文革对美好事物的摧残和人性的的迫害，惊人心魄，这种沉重的苦难是生活在和平年代、和谐社会的我们无法想象的。
文革之后，巴金做了真理的捍卫者，第一个拿起笔来记录文革的罪恶，抒发对真理的追求。
发出了内心的呐喊，正如他在序言中写道的：“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
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
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
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
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这种历经磨难后的回忆，站在当下，回头望那段无法尘封的记忆，我们可以想象那个乱了的社会，给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们身体和心灵上带来了多大的创伤。
《怀念胡风》是他最后的也是最动感情的一篇随想，文中他详细剖析了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为了明哲保身而不惜任意写表态文章时的痛苦心情，此时的仟悔之情给他造成的内心伤痛已经无以排解，而使他感到恶心、耻辱。
很显然，巴金在这里所忏悔的，已不仅仅只是奴隶意识。
当巴金以割裂伤口的勇气揭示出这一切潜隐在个人和民族灾难之下的深在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
而《随想录》真正给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它由作为知识分子的仟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责任，重新倡导了对“五四”精神的回归。
巴金先生不仅敢于正视自己，他还提醒人们要正视历史。
现在，这个历史的纪念馆还没有建立，却已经到了人们纪念他的时候，这个老人在跨越了荣辱参半的一百年后，离我们而去。
舒乙说：“他生前已经看够了各种表演，在他去世之际，不要急于把各种溢美之词加在他的身上，而是要去理解、继承他的思想。”
细细的品读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平淡朴实，又经得起回味。
这岂止是在读一本随想，这是在读一个人的一生，这里面有沉重的历史积淀和沉重历史上的深刻反思。
说真话，做实事，这位“世纪老人”告诉我们：堂堂正正做人，真真实实做事，不愧良心。
随想录读书笔记【2】
我了解巴老，是起源于他的《鸟的天堂》。
那时的我，上小学四年级。
望着语文教科书上那一幅世外桃源般的插图，便幻想着自己是一只会飞的小鸟，我的家，就在远方小岛的那棵大树上。
那时对巴老的印象，现在想来，更多的是快乐无忧，享受着大自然的美景，岂不乐哉?
然而，当我读了《随想录》，我的心里多了几份沉重。
我是读巴老的文章长大的，知道《随想录》是他的暮年之作。
在这里，积蓄了他一生的感悟，我也在字里行间中感悟着，使自己的心渐渐成熟。
以下是我读完《随想录》第一集的所感所想。
《随想录》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了知识分子的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
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学界誉为“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巴金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我认为，巴金之所以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一方面源于他对读者的负责，另一方面是对他自身而言。
经过十年浩劫，他开始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开始对自己进行解剖，进行反省。
他发觉自己在建国以来，没有了自己的理想，一味地想自保，一味地依顺，他曾无实在根据地批判过人，而在心灵上倍受煎熬。
所有的一切，他把所有的一切看做体内的脓血，势必除之而后快，以免毒害全身，病入膏肓。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在呼唤着自己的良心，事实证明，他做到了：他视笔如刀，一下一下割自己的心，他感到了剧痛，但他没有放弃，于是每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
我不禁惊叹，一位文字老人，在服用是非颠倒的一剂毒药之后，是怎样的挣扎过来的?面对自己的虚伪，他没有选择继续，而是选择了自己的良心，真诚地忏悔着，仿佛在将自己的灵魂示众，耐心地听取世人的指点。
因此，对他自身而言，他是对得起良心的'。
至于我说：“一方面源于他对读者的负责。
”是我在读《随想录》时自始至终最强烈的感受。
在我的印象中，我所读的前30篇没有一篇是不提“读者”二字的。
这也使我有理由相信，我是理解巴老的。
这并不是说我狂妄自大，而是在说明，巴老把一切献给了读者，难到我会选择不理不睬?!
巴金的每一篇文章都在表示对读者的歉意。
《随想录》后记中有这样几句话，“我觉得我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虽然收在这里面的是‘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多么可爱的世纪老人，他在为自己的过去还债，多么慈祥的世纪老人，他在病魔的折磨下，用颤抖的笔尖书写了什么是真正的“良心”，又是多么令人心疼的世纪老人啊!
无论是对读者负责，还是对自己负责，巴老无疑是我们的榜样。
但现实生活中，情况却不容乐观。
现在不少所谓的“作家”，将文字作为名利的符号，用发行量、销售量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可怜的人们都去争相抢购。
浮燥的人们，浮燥的行为，浮躁的社会。
这些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在现实中，对文学名著的冷落，对言情八卦书的痴迷仿佛一场文学瘟疫席卷文化市场，什么“快餐文化”，什么“速冻时代”，不得不让我们寒心。
还记得《随想录》连载不到十几篇，便遭香港大学生的强烈抗议。
原因是他们反对巴老要让人们牢记“文革”，他们要让人们忘记在我们国土上发生的那些事情。
然而，巴老选择继续，因为他不想让人否认它们的存在，不想让人们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希望国人有法国人正视过去的坦然(我想他在参观伊夫堡时曾想过吧。)为何他的愿望如此强烈?我想这来自于苦难的经历，“只有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自己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看吧，正是因为巴老的坚决，《随想录》才得以继续、完成。
巴老所经受的苦难，我无法替他减轻，但我愿为他的精神所净化而后蜕变成长，以此来纪念一个真正的巨人曾经存在，现在存在，也必将永远存在!
随想录读书笔记【3】
正所谓文如其人，巴金的《随想录》处处透着他耿直与善良的好意，即使是说理，也十分本份诚恳。
七十五岁的老人，经历了劫难，历尽沧桑。
这份善良与诚恳，应是早年性格使然。
文章大都写于文革后的七九年，如今又二十八载。
今天读来，言辞不免有些老套，绝不能与新生代如韩寒者来比现代感。
惟有真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而这正是巴金最善于表达的。
《怀念萧珊》中“看来，我们要分别了。”是七二年巴金夫妇永别的声音。
文章配了萧珊的两张照片，分别摄于1936年与1970年。
前后巨大的对比是夫妇在那个特殊年代遭遇劫难的最好注脚。
《沙多——吉里》描述了作者重返二十年代留学法国是住过的小镇，校舍依旧，而当年好心的看门人早已作古。
旧地重游是很能带来感慨的，何况一隔就是五十年，其间法国人经历了战争，而作者由二十余岁的青年变成劫后余生的老人了。
书中不少的照片显然增添了阅读的趣味。
除了萧珊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他早年与大哥的合影(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