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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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革命读后感【1】
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生前一直领导着美国的中国问题学术研究，曾经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著作。
费正清先生的作品博学而不拘泥于传统历史的叙事方法，有着“精警生动的文笔，得心应手的叙述，熨贴入微的观察”，对中国目前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客观的借鉴作用，对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更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伟大的中国革命》是费正清先生主要的作品之一，他以一个历史学家公正的治史态度，跳出了地域政治的狭小圈子，以一种“宇宙公器”的大历史视角，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进行了详致的还原与解构，并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历史比较，对中国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心的爬梳与清理。
在费正清先生的笔下，历史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单调记录，而变成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解析和微妙的私人感受，通过对费先生的解读，我们可以抛开历史表象的东西，而直接把握到中国近现代史的本质，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出深刻的感性认识。
历史首先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是上一阶段的延续，而决不会是一个孤立的存在。
费正清先生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入手去溯本求源，以求深入了解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种种内外因素。
费先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专制历史非常悠久，专制意识根深蒂固，专制文化相当发达的封建国家，它既有着长期“天朝上国”雄视四夷的文化优越感，又有一整套错综复杂，而且自行运作的宗法制官僚的惰性体系，这种文化体现为一种内敛式的“内在爆炸”，“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也正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
所以中国革命注定了不会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只能是一个传统文化分崩离析，西方先进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逐渐渗透的渐变过程。
出于叙述的需要，费正清先生把中国革命的进程分作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晚期的中华的帝国：成长和蜕变(1800年-1895年)”，这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萌芽和发展时期。
中国自古即自命为“天下之中”的“天朝大国”，中华的帝国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外交关系，所谓的对外关系也只是为了“宣我圣教”“布我威德”，乃是“柔远”“怀柔”之术，是对于野蛮民族的教化过程，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对等，公平的外交意识。
中华的帝国在伊始也正是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不请自来的西方列强的，但是战争的炮火很快就击碎了满清政府“天朝大国”的帝国美梦，到甲午战争结束，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时刻，人们已不得不去痛苦地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对于传统文化所报有的幻想都显得那么不切实际，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到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旧瓶不能装新酒，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才有可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的革命已在酝酿之中。
费正清先生对于战争的解释曾经遭到了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激烈批评，对于战争，《伟大的中国革命》表示了以下观点：“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结果导致英国使用武力。”其观点就是战争的根源并不在，这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这样就将战争的责任搞成了一笔糊涂帐，并试图在轻描淡写中一笔带过，有为西方列强推卸责任之嫌。
拿来与一个主权国家搞“对等贸易”，本身就是无稽之谈，在此唐德刚教授反问，如果拿同美国搞“对等贸易”，美国会同意吗?这无疑是本书的败笔之处。
纵观海外历史书籍，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对李鸿章的评价可谓众口一词，交相赞誉。
其实，抛开民族意气与政治偏见，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去解读李鸿章，所谓“以夷制夷”，也只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面对西方列强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不过是在无可救药的环境中不断地修修补补和玩弄权术而已”，乃是弱国无外交的外交，只是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列强之间求平衡。
同时还应当看到，在李鸿章身上也明显地带有一个老政客虚与委蛇的官僚习气，而“以夷制夷”说穿了也正是官僚阶层生存自保的本能之一，用在外交上去对付洋大人，竟成为一种有效的外交手段，真让人啼笑皆非。
李鸿章之成为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自有他不可逆转的历史宿命，因为他所维护的是一个不合时宜，摇摇欲坠的反动宗法政权，他的失败亦不过是传统社会内部矛盾激烈斗争的最终结果，如是而已。
《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为“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1895年-1911年)”，“中华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
前者叙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与满清帝国的最终灭亡，以及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后者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革命的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剖析。
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有着两个平行的过程，即政治上的军阀混战，国共之争，与文化上的以“五四”为标志的启蒙运动。
在此费正清高度赞扬了白话文的普及，他认为白话文标志着文化的平民化，标志着愚民的政策所设置的最大屏障已经被拆除，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一个宗法专制的社会形态之中，自古就缺少自由主义传统，西方的民主传统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未免有些遥不可及，以中国的社会土壤所疾需的并不是美国式的民主，而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倒是“俄国和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落后状况，使两国间在某些方面互相效仿。”于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参照物。
毛主席无疑是一个充满了传统文化智慧的农民领袖，他目光远大，对中国的社会形态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
毛主席本人并没有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他更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效果，毛主席敏锐地看到在中国这个农村大国，只有农民才是最义无返顾的革命者这个基本的国情，所以“群众路线”就成为毛主席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同时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权变。
事实上，毛主席眼中的所谓“民主”，不过是民粹式的，多数农民的民主，这种民主的实质与传统社会“实其腹，虚其心”的愚民的政策亦不过一步之遥而已，毛主席的组织原则也仍未脱封建社家长制的运作方法，但他的单纯的组织与热情，也最容易唤起农民对于“乌托邦”社会的狂热向往，那种农民式的平均主义理想，最终在毛主席的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相比之下，国民dang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拼盘，其内部腐朽不堪，一团烂污，蒋本人亦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既没有胆量去独裁，又没有肚量去民主，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国民dang的最后败落又岂是偶然?所谓时势造英雄，毛主席正是以他独具的个人魅力和超人的'政治魄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最为现实的选择。
《伟大的中国革命》最后一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985年)”，费正清先生对中国当代的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审慎的清理和颇具私人意味的解读。
“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毛主席所需要的“新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思想统一之后的一种社会工具，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可言，也正是在“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之后，“在这样的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人治的弱点已经逐渐暴露无遗。
“大跃进”正是个人极权的必然结果，它们从各个方面暴露出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包着现代化外衣的传统帝国，同时也说明对于文化的改造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工程。
新中国前期的现实说明了以对待农民的政策来发展城市文化，显然是南辕北辙的，“中国的政治生活由于包容了农民，就被拉下到严峻和无知的农民水平。”基于以上事实，费正清先生对毛主席得出以下评论：“他是一个缺乏建设中国现代化知识，谦逊的态度和忍耐力的农民英雄。毛主席太专注于他那最新式的农民造反传统，而不屑于理解中国应该和他的‘五四’时期的前辈那样，刻苦研究外部世界和中国本身。……总之，他是属于王朝统一者式的伟大传统人物。”这既可以看作是对毛主席本人的评价，也可以读作对那个时代的总结。
费正清先生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是理解的，对中国的将来则是乐观的，“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通过一个中央权威保持统一，仍然是必要的;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机构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地方当局在农村代表着国家。
”费正清先生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各项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在把这个古老的国家导向一个自由的国度，这正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时代趋势。
中国的政治历史从来都是“成王败寇”的政治历史，每一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也是历史上的又一次另起炉灶，从来都把前朝的政绩一笔抹杀，而不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扬弃，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专制手段是非常可怕的，其危害也是难以估量的。
费正清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探讨，首先是站在了一个公允的立场上，对中国各个阶段的革命历程进行了不偏不倚的解读。
他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以西方惯有的价值标准为取舍来衡量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并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中国长期所处的国情，对中国革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深刻反思，做为一个美国的历史学者，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的作用也是这样，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决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面镜子，是全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
费正清先生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为我们印证了传统中国的一句老话：史者，宇宙公器也!
伟大的中国革命读后感【2】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长期灾难、斗争和再生的记述，由对中国有最彻底了解的费正清大师向人们叙述了19世纪的中华的帝国、同1911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历史的连贯性，例如古代互相监督的保甲制度，今天就会变成街道办事处，或者20世纪以前的下级士绅变成了民国时代的土豪劣绅，以及成为继他们之后而出现的党员干部和今天的农村党委书记。
书自1800以来开始，一个古代文明的封建国家在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人民有着从看起来优越的地位一下子可耻地坠落到一种卑劣的地位，从而谋求转变成现代化社会的过程。
其中里里外外都充满莫测的变化，既有来自国外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如1839年到1842年的中英战争，1856-1860年的英法联军的入侵，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反对义和团运动，还有就是1937年的日本侵略战争。
费正清大师从宏观的历史和世界角度看待中国革命，横向和美国的比较，中国人口众多而相对自然资源缺乏，同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束缚着现代化的变革脚步，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士绅和文字书写的制度，儒教控制了整个教育事业，使普通民众无法得到适应他们实际需要的正式教育，群众只需从事能用锄梨耕地，文字和思想都是少数精英和统治者的特权，他们侧重于引经据典并由他们制定出有关儒教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约束民众的行为和扼杀思想，形成中华的帝国表面上的统一。
中国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在被迫打开国门后到19世纪中期和西方的接触越来越多的时候，本以为高度平衡的帝国开始出现了内部的问题：由人口的众多使得在中国是生产力很低很低的以人为劳动力为主的稻米种植，而且生活变得越来越成为你死我活的搏斗，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日趋堕落，儒家的品行常常成为公开的伪装;上层和官僚的腐朽严重;五分之四的妇女被一种残忍的缠足运动束缚和压制于社会底层，很难想象这种源于上层阶层色情的奢侈习惯居然能广泛渗透和持久延续(约1000年之久)讲究人情和实际的农民群众，男人笼络着妇女，使她们残伤了自己，表面上达到性的满足，实际则永远实行着男性的统治，这真是一种惨绝人寰的创造;同时五分之四的农民处于极为不平等的地位。
民族主义和平均主义出现，沦为半殖民地的清王朝在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内战和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洗劫一直处于风雨飘摇的地位，无论是洋务运动和戊戌政变都没能挽救清王朝的灭亡的命运。
1911年的辛亥革命完成了政体的革命，此时却进入军阀时代，上自袁世凯开始，下至蒋为止，两者都统治着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实体，是军事统治下的政治分割，其中多数分割者是各省的督军，一片混乱，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不平等条约仍然存在，公共道德败坏至极。
相反，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越来越能够使它自己成为一个早已该进行的深刻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农村革命)，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
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开始了内战，初期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dang由于通货膨胀失去民心，指挥的混乱导致失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真正独立和重新站起来了。
偶然的历史事件在背后必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体制和传统)背景和同时期的世界环境，因此它又不可避免要发生。
追本溯源在历史的连续性和“朝代循环“中，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它能照着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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